参考消息网5月28日报道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5月25日发表题为《不确定时代的产业政策》的文章,作者是美国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洪源远。内容如下:
产业政策强势回归。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与学者在宣扬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之后,重新认识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。就连世界银行也顺势转变态度,坦言过去的政策建议如今“就像电脑软盘一样失去实用价值”,并主张各国都应将产业政策纳入国家政策工具箱。
然而,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非真正的反思。很多追捧产业政策的言论都忽视了一个全新现实:在人工智能、去全球化、气候危机、地缘摩擦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当下,政策制定者越来越难以判断该侧重哪一个方向。
20世纪的后发工业国家严格遵循以下发展模式:打造基础设施、引进工厂、发展出口制造业、向产业链高端攀升。这是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。如今,发展路径却变得模糊难辨。此外,颠覆性创新本身就具备不可预测性。等到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半导体等技术的重要性时,可能已经错失良机。
对于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,挑选“赢家”更是难上加难,因为它们的政策不仅要追求竞争力,还要兼顾安全担忧。一旦国家安全逻辑占据主导,几乎所有领域都能被贴上“关键”或“战略性”标签,半导体、电动汽车、化肥、口罩、婴幼儿奶粉、止痛药物甚至木材,无一例外。
争议的焦点已不再是政府是否应当干预经济(各国其实已经在干预了),而是在无法预判什么样的政策能奏效的情况下,政府该如何作为?
世界银行等机构给出的答案是适应和探索。但这是显而易见的答案。真正要解决的是政府究竟该如何实现调整。
十年前,我在《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》一书中提出“引导创变”这一概念。采用这一模式的政府,不会预先设定发展结果,也不会提前挑选“赢家”。政府的角色更像是即兴戏剧的导演,或是自生成式游戏的设计者。它们制定规则边界、明确激励导向、推广成功经验,为自下而上的自主创新创造条件,挖掘更多发展可能。
首先要明确一点:不确定性(即所有未知的可能性,不论好坏)与风险并非同一概念。后者指发生概率及影响可以被预判和控制的负面事件。而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,预判结果不仅徒劳无功,还可能适得其反,让政府意外错失机遇。因此,政府不应试图控制,而要学会引导。
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之一,我称之为“适应性政策沟通”。面对全新挑战时,政府初期可发布灰色(即模糊)的政策信号,不表态支持也不予以禁止。当实践验证可行时,再明确支持,同时划定红线,防范不可承受的风险。
这一机制可被系统性评估。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,我与团队借助大语言模型,梳理分析中国中央层面的政策文件,追踪不同领域、不同阶段的政策信号演变。我们的研究结果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刻板印象:政府无处不在、提前数十年布局、挑选“赢家”、大量补贴,以及意图主导世界。
以电商为例,它是推动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动力。如今,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商产业,交易额约占全球总量一半,创造了5000万至7000万个就业岗位。电商平台带动了打火机、灯具、袜类等大量日用消费品零售商与制造企业的发展。这些行业与地缘政治无关,却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在美国也不例外。
但电商并非“中国制造2025”计划的重点领域,不过政府也并未放任行业无序发展。随着电商规模不断壮大,国家及时关注到这一领域,并顺势调整战略。2015年,国务院批复在浙江省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,明确要求当地“大胆探索、适时调整”。直白来讲,这就是为一种得到实践检验的产业模式开绿灯,而地方也主动向上争取支持。
对其他国家而言,它们需要学习的不是照搬中国模式,而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,产业政策不应再“挑选赢家”,而是要“发现赢家”。一旦发现“赢家”后,支持手段也不能局限于关税、补贴等传统工具,而应为它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。中国政府对电商行业的各类扶持政策中,成效最显著的是积极鼓励传统产业加入数字平台。
这样的成功案例并非中国独有。谁能料到,尼日利亚会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生产国?又有谁能想到,时尚产业会在电商助力下成为非洲增长最快的创意产业之一?
放眼整个非洲,大量自下而上兴起的创意和数字产业蓬勃发展,跳出了传统产业政策依赖外资建厂、打造工业园区的模式。但根据我在尼日利亚的调查,这些新兴行业的创业者在谋求扩大经营时,仍面临诸多困难。银行不愿向缺乏实体抵押物的创业者放贷,技术官僚也容易忽视这些看似“非战略领域”的企业。
不确定性与未知可能性已成为21世纪的常态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制定产业政策仅仅摒弃新自由主义远远不够,还需要一种全新思维——我将其称作“AIM”(适应性、包容性、道德性)政治经济学。
“AIM”政治经济学颠覆了自上而下规划模式的核心假设:政策制定者可以预判未来。如今这种预判正变得愈发困难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束手无策。各国需要搭建元制度,为探索与创新提供条件,因为它们往往诞生于意料之外。(编译/王栋栋)